战场歌曲甄楚倩，战场歌曲原唱

作者：谭家玉（志愿军第42军文工团员）

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已过去72年了，当年的年轻女兵，现在已经成了93岁的白发老人，然而，抗美援朝这段经历，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。我在朝鲜的任务和环境，其艰难和危险程度，与在前方浴血奋战的指战员相比，微不足道。我记下这些，为的是纪念我们无悔的青春岁月，更是为了纪念那些带着青春梦想、带着对祖国的怀念和忠诚，永远长眠在朝鲜山山水水间的志愿军战友们。

一、过江

我1929年12月出生，重庆万州人，1949年12月入伍到42军文工团。

1950年10月，42军奉命赴朝作战，11月下旬，我所在军文工团也接到了赴朝参战的命令。全团在团长高力泽、教导员耿玉轩同志的带领下立刻奔赴前线。

渡过鸭绿江，是我们的第一个任务。我们从通化出发，到辑安后过鸭绿江。那时鸭绿江已经封冻，远远望去大雪纷飞，白茫茫一片。晚上开始抢渡，冰冻的江面，又硬又滑，一不小心就会摔跤。敌机不停地在头上盘旋，照明弹一个接一个的往下扔，爆炸声、机枪扫射声响彻夜空。在急进途中，高团长不断地大喊：“同志们，快！快！跑步前进！注意隐蔽！”大家跑得气喘吁吁，总算是安全渡过了鸭绿江，没有一个掉队的。

过江后从楚山到铁源，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城镇村庄都是被战火摧残的满目疮痍。本来山高林密，郁郁葱葱的山岭，已经被美帝飞机轰炸、汽油弹燃烧成了一座座火山，一条条火龙了。看到这样的惨状，我们无比的愤怒。联想起身后的祖国、家乡也有可能会被美帝糟蹋成这样，大家仇恨和愤怒就象熊熊的烈火在燃烧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才真正意识到了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关系的重要性，深深地领悟到了党中央、毛主席“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”战略决策的伟大英明。一路上的所看所想，激发了我们抗美援朝的自觉性，坚定了战胜困难决心和英勇杀敌的勇气。

二、行军

过江后，我们主要任务就是行军，追上大部队。行军，对前方将士来讲，是家常便饭，可对我们这些新兵、学生兵，特别是对我们这些15—20岁出头的大姑娘来说，却是严峻的考验。为了赶上大部队，我们昼夜行军，多数是夜间行军，一天少则六七十里，多则百多里。在风雪交加行军路上，男同志的胡子、眉毛都挂着白霜，女同志的头发好似白毛女，鞋带上结着四个大冰疙瘩越走越硬，边走边敲打着脚背。棉衣被雪打湿，衬衣被汗湿透，冷得难受。我们翻山越岭走的多是羊肠小道，路面很滑，高一脚、低一脚的，不是你摔跤，就是我摔跤，全团一百多人，三分钟没人摔倒就算是创最高纪录了。有次我刚摔了一跤，高团长就骂：“你们女同志没长脚后跟呀，总是摔跤啊”。话音刚落，他自己也摔倒了，我们女同志围着他哈哈大笑，他自己也笑了。

我们翻山越岭走的多是羊肠小道，路面很滑，高一脚、低一脚的，不是你摔跤，就是我摔跤，全团一百多人，三分钟没人摔倒就算是创最高纪录了。有次我刚摔了一跤，高团长就骂：“你们女同志没长脚后跟呀，总是摔跤啊”。话音刚落，他自己也摔倒了，我们女同志围着他哈哈大笑，他自己也笑了。

夜间行军，雪山上根本看不到路，有时候下山，我们就象小孩一样，顺着雪山的坡往下滑。天亮了，回头一看，哎呦！这么高啊，这么危险，我们是怎么下来的？看着真有点后怕了。

有次在公路行军，我渴了，拿着碗想找水喝，走到路边一看，黑呀呀的一片，那里有什么水呀，是万丈深渊，要是滑下去，肯定没命了，当时吓得我心砰砰直跳。过了三八线经常遇到这种地形，一边悬崖峭壁，一边万丈深渊，随时都有滑下去的危险。

行军中同志们团结友爱，互相帮助背背包，扛枪、背米袋，对病号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。我们分队长姜曙，来了月经，肚子痛得厉害，不能走，女同志们从自己的大衣袖子上拽下来棉花给她当卫生纸；男同志找来了木板，为她做了一个简单的爬犁，让她坐在上面，几个人拉着走，一拉就是5、6天。

宿营时，为了防空，领导总是把我们安排在最边远的山沟里，如有茅屋、破房就优先安排女同志住，男同志则在牛栏、猪圈、树林和雪地里露宿。宿营后，大家都抢着挑水，打柴、煮饭。我坚持每天烧水，煮饭，让同志们烫好脚，吃饱饭。我们分队的其他小姐妹，如危稚存、夏宪民、陈菊兰等同志，当时才十五、六岁，抢着为同志们烤鞋、烤棉衣等；南工团分到文工团的王静、温泉、赵书芳、林婉珊、王玉蓉等同志当时也不过十七、八岁，则主动地干这干那。团长、教导员、分队长为同志们挑脚上的水泡，血泡，并给同志们鼓劲儿，要大家坚持。

晚上，如果睡上了热炕，满屋气雾弥漫，热气腾腾，身上头上的虱子也活跃起来，痒得那个滋味实在难以言表。如果是睡在草棚等地方，则冻得瑟瑟发抖。

危险战场的环境，艰苦的行军磨练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志，团结友爱精神鼓舞着我们的信心。行军途中没有一个人叫苦，没有一个人发牢骚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前进！前进！

在朝鲜期间，我们非常注意遵守群众纪律。有次我们行军走过一片桑树林，看到树上结满了桑椹，地上也掉了不少桑椹。大家走得又渴又饿又累，望着树上的桑椹垂涎欲滴。有的同志说：咱们摘点桑椹吃吧，不吃烂在地上也是浪费。有的说：这桑椹是朝鲜老乡的，不能摘。

大家正说着，教导员来了，他坚定地说“同志们，这桑椹是朝鲜老乡的，不管他们现在是否健在，我们都不能摘，我们是志愿军，要遵守群众纪律，做到秋毫无犯”。这样，大家只得“望椹止渴”了。

在任何情况下，同志们都自觉遵守群众纪律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那怕是防空拿了老乡的一把稻草，离开时都自觉地送回原地。朝鲜老乡见了，总是微笑点头，表示赞扬。

三、防空

在行军时最重要的事是防空。美帝的飞机“黑寡妇”每天都会飞来飞去，它只要发现地面有活动目标，哪怕是只牛或狗，它都会发起猛烈的进攻，使目标区域变成一片火海。我们从早到晚，从晚到亮，时时刻刻都要防空，哪怕是从隐蔽处临时出去解手、抽支烟，都会有人喊“边机哇嗖”（朝鲜语，“敌机来了，注意隐蔽”）。

1951年3月，我们刚过了洪川江不久，在一个山上防空，山下有一个难得一见的没有被摧毁的小村庄，约有7、8户人家。那天虽然艳阳高照，但很冷。高团长和不少同志偷偷地溜下山到老百姓的房子里烤火。因一个老乡不慎暴露了目标，引来了敌机的反复轰炸扫射。高团长烤火的房子被打中了，火光四起，他头顶着军毯跑了出来，我和几个同志很快蹿进了防空洞。进洞后我突然想起乐队的王学平同志发着高烧躺在房子里呢，于是我奋不顾身地又冲出防空洞去救他。乘着敌机盘旋拐弯的时候，我跑到房子里把王学平连背带拖的往防空洞拉，这时，敌机已经转过来了，我们前脚刚进洞，敌机的子弹就跟着倾泻下来了，子弹就落在我脚后十几厘米的地方。很多战友目睹了这一幕，个个都说，看着你们奔跑，敌机已经对着你们俯冲了，我们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真悬啊！差点就负伤或是牺牲了。

敌机离开后，教导员狠狠地批评我：“谁让你们下山的！不认真防空，不守纪律，造成了非战斗伤亡，你能负责吗？”我当时默不作声，心里想，我是去救王学平呀，你不表扬我，还批评我。后来仔细一想，教导员批评是对的。站在他的角度看，如果我救人没有救成，那就肯定不是一个人伤亡，而是2个人的伤亡了。他作为领导，首先考虑的肯定是避免更大伤亡和今后防空纪律的严肃性和强制性。我去救人是对的，但从整体上看，是违反了防空纪律了。这样一想，我也就想通了。

现在回想起此事，我仍然认为教导员批评的对，但欠一个给我的表扬。因为我们军375团的关崇贵也是在违反防空纪律的情况下打下美国飞机的，当然，当时他也挨了严重的批评，但最后他还是成了志愿军的大英雄。

此事以后，我防空就更加认真自觉了。防空时，同志们有的蹲在大树下，有的卧在土堆旁，经常是雪当床，叶当被，睡上一二个小时，但很快就会被冻醒，醒来后，大家就三三两两的坐在一起，说说笑笑。谈的最多的主题就是怀念祖国。在那种环境下，由然而生的感觉就是祖国是那么的亲切，那么的美好。

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行军，我们在铁源附近赶上了大部队，参加了第四次战役。

四、战勤

文工团到铁源后，受令搞战勤。当时我军进攻神速，已经把敌人赶过了三八线，打到了汉城附近。由于战线长，运输线又遭到敌机的破坏和封锁，祖国运来的粮食，物资一时接济不上，前线出现了粮食短缺的情况。军首长指示文工团快速就地征粮，支援前方。那时老百姓粮食也很少，加上语言障碍，难以沟通，要完成这项任务有很大的困难。我们在朝鲜联络员的帮助下，迎着困难，硬着头皮去借。当北朝鲜老乡知道了我们的来意，还是主动地把埋在地下的稻谷借给我们。我们也给他们打了借条，以便粮食运来后还给他们。

过了汉江以后，南朝鲜的老乡对我们就不理解了，他们说：“美国兵来了，要强奸妇女，中国兵来了，要粮食，我们也没吃的呀”。有的还是极不情愿地把谷子借给我们的。

当时团里分工是男同志征粮，女同志捣米。那时朝鲜捣米工具非常落后，北朝鲜是用手捣，南朝鲜是用脚踩，用手翻搅。捣米很辛苦，开始几天，我们不分昼夜的干，累得眼睛都睁不开，腰也直不起，有时就是边踩边搅，边踩边睡。有的同志说“宁走百里路，不捣一夜米”。经过几天的磨练，我们很快学会了在黑夜里捣米，颠谷，筛米，效率有了很大提高。

过了十来天，运输部队突破了敌机轮番轰炸的封锁线，将粮食运到了前方，不但解决了部队的粮食困难，也还清了朝鲜老百姓的粮食，我们的大米袋、小米袋都装得满满的。

征粮任务完成后，我们又接到了新的任务：男同志打扫战场，押送俘虏；女同志转运伤员，护理伤员。我们从战场上把伤员一批批转运到战地医院抢救, 再进行治疗。在龙头里一个狭长的山谷里，我们十八个女同志分为九个小组，分散在山谷中护理伤员。我和陈菊兰同志一组，在山沟中的一个破屋子里护理着二十几位伤员。主要是给他们烧水、煮饭、喂饭喂水、接屎接尿等。我们不嫌臭，不嫌脏，也顾不得害羞、害臊，就是下定决心要把他们护理好。

有的伤员说：“真难为你们这些姑娘们了，我的亲姊妹也难做到这点”。我们常常鼓励他们：“同志们，你们要安心养伤，一定会很快恢复健康重返前线的”。

伤员中有位被汽油弹烧伤的伤员，从头到脚全被烧伤，他被纱布裹着，血迹斑斑的，只留出一对鼻孔和一张嘴在纱布外面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叫起来“小同志，小同志！快来，快来，虱子钻到我耳朵里了，痒死人了，快帮我掏出来”。

我和小陈都为难了，他的头被包扎的严严实实的，怎么能掏到耳朵呢。我灵机一动，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耳朵、轻轻地敲了敲，他就不叫了。这些伤员不管伤势多重，没有一个人呻吟的，没有一个哭的，表现得非常坚强、他们坚强的意志品质和英雄主义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们。他们真不愧为中国人民志愿军，是最可爱的人。

过了几天，情况突然发生变化，敌人的炮弹从我们的头上呼啸而过，照明弹、轰炸声、机枪的扫射声响成一片。我们一天接到三道命令。第一道命令是早上的，要女同志快绑担架，准备抬伤员，晚上转运伤员。我们立即上山砍树。山上的雪深过了漆盖，我们走一步，爬一步的在山上不停的砍树、绑担架，手脚都冻僵了，但还是完成了绑担架的任务。下午又来了一道命令，要女同志扶着轻伤员走，重伤员另安排人来抬。到了傍晚，来了许多干部，其中有我熟悉的126师政治部直工部部长胡松同志。他说“你们女同志快走，伤员由我们来抬。”教导员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分散在山沟里护理伤员的女同志都带来了，然后就开始急行军，我们连跑带走一气奔走了约2个多小时，大约走了30华里，才坐下来休息片刻。

刚歇了一会，领导分配我和王玉蓉上山找防空洞，其余同志另安排任务。我和小王立即上山。那山挺高，路也不好走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，在敌人照明弹的闪光下，我俩摸索着上山。走呀，爬呀，爬到半山腰，摸到了一个防空洞，进去一看，里面躺着一个人民军，只好出来再往上走，快到山顶我们又找到一个防空洞。我跟小王说：你下山报告，我在这里守着。

她走后，我一个人守在洞里还真有点害怕，虽然也背了支卡宾枪，但我从来没有放过一枪，因为当时为了节约弹药，不许我们随便开枪，所以我不塌实。深夜了，我躺在洞子里，洞外敌人的照明弹还在一个个地扔，敌机轰炸声，机枪声非常近，听得清清楚楚，我知道情况很紧急了，很可能会有意外发生了，但我坚信同志们绝不会扔下我，所以我一直坚持守在洞里。

刚天亮时，小王上来了，她说：“同志们的任务尚未完成，领导要你在这耐心等待”。说完她又下山去了，我一直等到大天亮，他们才一个一个拉开距离上来了。防空休息时，教导员告诉我们，昨天要不是跑得快就可能当俘虏了。小危说：“我们才不当俘虏呢。我们会用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。”是的，我们是绝不会当俘虏的。记得有次她从山上往下扔了个手榴弹，就是想练一练，必要时和敌人拼命。在防空洞里等待他们的时候，我很自然地又想起祖国，怀念祖国。

五、参加外事活动

第四次战役结束后，文工团随军部撤到阳德一带休整，部队在铁源附近打守备战，文工团恢复了战地文艺工作。志愿军西海司令部命令我们学交谊舞，随时准备代表志愿军出席朝鲜人民共和国举办的各种外事活动。

1951年八一那天，为庆祝我国的八一建军节，朝鲜劳动党中央、金日成元帅亲自在平壤的牡丹峰召开庆祝会。领导安排我们陪同志愿军战斗英雄代表们参加这次庆祝活动。平壤的牡丹峰是朝鲜人民共和国最美丽的景点之一，也是朝鲜的象征。可那时在美帝飞机的轰炸下，已成了一片废墟。我们从废墟的一个入口往下走，下了一百七十多个石梯，才惊奇地发现地下工事非常坚固，里面灯火辉煌，宽敞明亮，有大会堂，大舞厅，有办公室，休息室等设施。据说这里是劳动党中央、金日成元帅办公的地方。在那里我们还看到了崔庸键副帅，劳动党中央书记朴正爱，外相南晨将军等领导人。当战斗英雄和我们迈着整齐豪迈的步伐步入会场时，受到了朝鲜领导人和国际友人的热烈欢迎。

会上我们聆听了金日成元帅的重要讲话。他高度赞扬了志愿军取得的伟大胜利，以及为朝鲜人民作出的贡献，并举杯向志愿军、向国际友人、向我们祝贺。此时此刻，我们为祖国、为志愿军感到无比自豪，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感到无尚光荣。

讲话结束后，舞会就开始了，在欢快喜庆的舞曲中，我们这些文艺战士展现出了热情有礼，落落大方风采。朴正爱等领导同志还代表金日成元帅到我们桌来敬酒，当时大家都非常感动。

在西海岸休整期间，我们参加了许多次这样的活动，每次都是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去完成的，没有一个同志因喝酒跳舞而失态，很好地维护了国格军威，表现出了志愿军战士的精神风貌和优良素质。

六、战地文艺

42军在铁源一带休整时，军领导让我们到前沿阵地为部队演出，开展战地文艺活动。全团分为四个分队，每队约二十几个人，分别到124师、125师、126师所在地进行慰问演出。白天，我们拉开距离行军，到阵地后，我们自己动手，平整土地，搭起简单的舞台，傍晚时就开始演出。

演出的节目多是我们文工团同志下连队采访后创造的。创作组的余倩、张永枚同志作词，乐队的沙石、曹俊山、孙奉节等同志作曲，戏剧队舞蹈队的同志表演。王玉蓉演唱的《我的丈夫是英雄》，林婉珊演唱的《清水河捎书》特别有感染力，每次都能赢得热烈的掌声。付则和我、赵世琇表演一个反映中朝人民团结抗击美帝，抓俘虏的小剧。付则演志愿军战士，我演朝鲜阿妈妮，赵世琇演美国鬼子俘虏兵。我们的演出深受战士们的欢迎。

有一次演出结束后，我感到眼前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到了，我脱下的军装和鞋袜都看不到在什么地方，是得了夜盲症了。全团还有二十几个同志和我一样先后得了夜盲症，有时只能在台上摸着演出，行军时要靠其他同志搀扶着。得夜盲症的原因是，出国后，我们就没有吃过青菜了，部队战士得夜盲症的也不少。

在演出的空隙，我们还下连队采访，收集资料，付则和我到125师373团，375团采访，边采访边体验生活，边搞创作。和我们一组的还有新华社的2名记者。白天到连队采访，晚上就只能住在一个房子里，那个时候条件艰苦，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非常奢侈了，房子又小，根本没办法顾及那么多，只能三男一女睡在一个炕上，凑合住了十几天。到了连队，我们又和战士们睡在一起。

那时候，我一个女战士和一大堆战士睡着一起，也没有什么异常的感觉。要说感觉，我感觉最大的就是安全，有他们在，敌人休想到阵地上来。373团政委吴耀光同志有点不放心，安排我到朝鲜老乡家住了几天。后来，他还是不放心，安排我和他的警卫员睡在他的炕上，他自己在炕边搭了个木板睡。在那样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下，我们全体官兵始终发扬艰苦奋斗、官兵互爱，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，保持着昂扬的斗志。

我到375团时不幸患上了痢疾，领导吩咐把我送到卫生队。当时卫生队在一个山坡上，一个用树枝搭起的棚子里，我每次拉稀，都要到山下去，天又老是下雨，上一次厕所，衣服就基本湿透了，肚子越拉越厉害。375团政委包南春同志见情况严重了，就派了四个同志用担架把我抬回军部治疗。我没有完成创作任务，感到惭愧，而付则同志回来写出了战斗英雄关崇贵打飞机的故事和快板。

1985年我到成都开会，路过重庆，我特地去看望付则和魏庄同志。当时付则是重庆群文馆的馆长，我走到他办公室窗前，仔细地看着付则，看了半天也认不出来。他老了，瘦了，又黑了，要不是有老同志陪同，我真的不敢相认。我喊了声：“付则同志”。

他抬起头看着我发愣，猛然一下他跑出来“谭家玉，阿妈妮！”他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立即打电话给魏庄，要他到 “老乡亲”川菜馆相聚。我们边吃边回忆在抗美援朝的日子里，那点点滴滴的往事，那日日夜夜的时光。我们的记忆被唤醒，仿佛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，硝烟弥漫的战场。付则是热情豪放、善于表演的人，他兴奋得手舞足蹈，越说越高兴，突然情不自禁地大声唱起了“雄赳赳、气昂昂、跨过鸭绿江”这歌声让我们情绪一下也激动了，“保和平，为祖国，就是保家乡……” 我们也齐声高唱起来。

这是几十年后，我们再一次在一起唱这只歌。彼此熟悉的声音，让我们一下子又有了年轻时代的激情。随着歌声牵引着的思绪，我仿佛又看见了舞蹈队的同志在跳朝鲜舞蹈“拖啦几、拖啦几、拖啦几”。我们的歌声把整个餐厅的目光都吸引了。

我们沉醉在回忆里，沉浸得最为深沉、最为浓烈、最为自豪的情感，仍然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祖国的歌颂。